特奥会已经结束了，现在说这个话题可能有点晚了，不过我想很多事情晚说比不说的好，再加上blog本来就是个纪录自己心情和思想的地方，简单说说也无妨。

首先再解释一下，特奥会是专门为智障人士办的“体育活动。”加上引号是因为这不是真正的以比赛体育水平或技巧为目的的比赛，而只是鼓励智障人士参与和健全人帮助他们的活动，我想也可以说它是一次健全人与智障人一起参与的一次超大型的嘉年华活动更容易理解。

我个人对于这次特奥会更关注的是这些特奥“运动员”的家长们。他们其实都是正常人，只是由于上天的安排，才得了这样智力有问题的子女。对于整个上海、中国、世界来说，这样的意外只是不到1%的一个统计数字，对于他们而言，这样的意外多半是100%地毁灭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记得以前接触过一点罗尔斯的理论，不记得是不是他的《正义论》里面的内容了。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意思就是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他，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即可以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当然，它也不会得到过多的利益，因为在定规则的时候幕布下的人们会认同那是不必要的。

之所以提到“无知之幕”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成为特奥运动员的家长是一件非常随机的事情。如果我们大家能营造出一个对于智障人士，或伸延到残障人士的热情帮助、无歧视、无嘲笑的气氛，那当有人再由于运气不好踩到那百分点后好几位的那个数字的时候，他们的境遇会好很多。

也许有人说“无知之幕”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我发现2003年的SARS危机是最好的现实应用。当SARS刚刚被发现时，人们并不清楚SARS的传播机理，人们并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得这个病，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病人。因此当时制订出的对SARS病人的政策比较优厚，社会上对SARS病人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

但愿这次在上海办的特奥会能改善现有的和将来的智障人士及其家属的生活。

此文刊登在九月份某一个周六的某报的电影版上，是帮胖鱼的忙写的，所以署名叫渔夫（我们开玩笑说以后小孩就叫渔夫之宝）。大概只有一百块的稿费，不过前后这个片子看了三遍，写用了两个小时，算起来是一笔很不合算的买卖。而且由于版面和要公开出版的原因砍掉了一些内容，改了一些语句。我的SPACE很久没更新，现在过节，就拿这篇宣告我的SPACE将重新开始有新作吧。现在打算写的有一篇是特奥的，还有一篇是关于时间与回忆的。大家耐心等等吧。

电影很好看，不过不要在父母在家的时候在厅里看，会比较尴尬。

《黑皮书》里的公正

渔夫

所有的嫌疑犯都应得到公正的审判，这是《本能》导演保罗 范霍文在《黑皮书》（英译Black Book，荷兰语译Zwart Boek）中最核心的信息。电影主创借片中台词寥寥的律师斯迈尔(Wim Smaal)之口传达了这个故事的核心。

这部据说由范霍文和他的好友编剧杰拉德 舒伊特曼酝酿了20年的电影在很多方面颠覆了其它大量二战电影堆砌起来的战争片的要素：柔弱无助的犹太人、英勇而无往不胜的地下抵抗组织、全部没有人性的德国军官，以及总是正确的、人们对于“英雄”的欢呼。

电影的力量在于表现人的本性，而没有什么比放在战争背景下的电影更适合的了。片子早先的律师斯迈尔说的一句：“那个你可以相信任何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早为整个故事定下了基调。

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全家落入德国人和荷奸圈套被杀后幸存的犹太年轻女歌手爱丽斯。故事围绕着她的复仇展开，可是却充满着对传统二战故事的挑战。德国军官汉斯是个和蔼的集邮爱好者而且与地下抵抗组织谈判，荷兰人为了保住陷落的地下组织成员而愿意看着更多的犹太人落入德国人的死亡陷阱，她真心地爱上了汉斯，但却被其他的纳粹官员利用，让前来营救的地下组织成员几乎全部被杀。她和汉斯也成为了荷兰抵抗组织的仇敌，被四处通缉，以致于害怕起二战的胜利了。若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一时得意对她真的下了杀手，若不是律师斯迈尔在战争期间保留下了完整的纪录，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事情的真相，决定人们生死的缘由。

女主角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但她也随之成长了起来，从一开始躲在不甚友好的荷兰人家里的无忧少女歌手成了一个意志坚定、细心大胆、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的反纳粹女性，以及不向任何不公屈服的勇敢个人。女主演卡里斯 范 海登在这部片子里表现出了她完美演技，说她通过这部电影塑造出了一个新的郝思嘉只是有一点点夸张而已。跟随着女主角的成长，战争背景下的社会的混乱和复杂也在观众面前一点点展开。

故事的高潮应该出现在我们都很熟悉的荷兰人欢迎盟军的入城仪式上。满街的橙色荷兰国旗，欢呼雀跃的平民，拉风的盟军吉普和士兵，都在各式二战电影中出现。而看着画面的观众，想必可以体会得到此时的汉斯和爱丽斯心里的五味杂陈，由是可以分享到其它有着类似经历的人民的矛盾心态。

而这时穿插着的被剪阴阳头的女人的镜头，让我们不由得回想起《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兄弟连》、《太极旗》里的类似片断，引发我们思考战争中的女人们的生活。战争从未让任何人走开。

整个电影选择在二战快要结束时的1944年9月的荷兰。以为在漫长的二战岁月中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是有深意的。那时盟军已经完成了诺曼底登陆，英国和美国的坦克部队已经在欧洲大陆上飞速推进，纳粹的崩溃就在眼前了。可是电影中生活在德占区的平民根本不会觉得胜利就在眼前。他们依然要与纳粹当局打交道，军官们依然过着歌舞升平的奢侈生活，反抗德国人的抵抗力量依然被称作恐怖分子、抓住了仍然是要被枪决的，只是高明一点的荷奸们开始为自己的后路作考虑、试图遮盖起自己和德国人合作的证据，必要时杀掉可能的证人。

正是在此样的社会环境下，爱丽斯的选择和行动，更凸现出了她的勇敢和坚强。

电影的开头和结束都不是在荷兰，而是在多年后爱丽斯移居的以色列。故事是从她遇见了当时是纳粹军官情人的罗尼(Ronnie)开始。似乎战争结束了一切都正常了，那时的交际花罗尼嫁给了在盟军入城式上她遇到的加拿大士兵，这个士兵也由于战争而改变开始参加宗教旅行团才到了以色列。但在影片结束时，爱丽斯虽然和她的丈夫儿女在湖边团聚了，原因却是因为战事临近要回到士兵卫戍的聚居点里。似乎是导演和编剧在告诉我们生活的复杂和混乱永远不会结束，我们在判断谁是好人坏人之前，最好都有一个黑皮书，帮助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